经过几代学人的积累和准备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似已到了总结、出新的阶段，具有开创之功的完整的中国学术史的写作、出版已在酝酿、实施之中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许多学者正从各自的关注点和切入角度进驻，成为整个学术史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蒋广学教授的新著《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》，便是其中一部颇具分量的力作。
虽然书名套《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而来，蒋先生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“终结”的字面回溯上，而是把握了梁启超对旧学的“破”与对新学的“立”的关系，使其立论无懈可击。换句话说，梁启超怎么样、靠什么成了一个重要的“终结者”，才是蒋先生探讨的重点。
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，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激情。从各章的题记，到全书的行文，无不洋溢着作者诗般的情感，一反学术著作僵身板面的陈貌，给人以新鲜感，使人亲近。然而，细梳起来，这种激情仍然牢固地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，丝毫没有抢走学术探索的实质成绩。而只是为这种成绩涂抹了亮丽色彩。因此，给人感受更深的不是面上的激情，而是激情下面理性的分析以及这种分析的过程和结论。
长期以来，梁启超的总体学术成就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人们更多的是就其某一方面的贡献进行总结，而且基本上免不了“惋惜”其“博而不精”。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，梁启超不可能毕其全力专攻某一方面；以“新思想之陈涉”自居的他要立的是开榛辟莽之功。事实上，无论是“破”是“立”，梁启超皆无愧于“新思想之陈涉”的称号，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灭。
基于此，蒋广学先生带着某种“不平”的心理，要为梁任公讨还一个“公平”。其一，作者着重论述了梁启超在“国学”从古代向现代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梁启超是较早认识到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的学术之路已是一条死胡同的学人之一。关键是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便在诸多学科拓荒耕耘、务启后代学者使其“充量发展”，举凡文学、新闻、出版编辑、图书目录、文献、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经济等等学科，无不涉猎并作出相当的贡献。其二，在此过程中，梁启超从3个方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：第一点是明确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国学，使之成为重铸国民精神的思想武器。主张通过东西方两大文明的“结婚”，生产出以亢我祖的“宁馨儿”。第二点是与当时的思想家一起，为新国学创造出“不中不西，即中即西”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形式。第三点是对儒、道、墨、法、佛诸家学说给予的评判，对中国史学给予特殊的研究。
具体而言，蒋先生的论述颇多新见，突出的如他认为梁启超所理解和阐释的现代国学，应包含现代国民的新精神。这个认识来自学术离不开社会思潮的观点。诚如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，即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，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社会思潮下的产物。梁氏在流亡日本后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学说对国人的解放意义，同时也觉察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现实威胁，因此民主和民族主义精神，成了他的新国学的灵魂。
再者，把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概括在“不中不西、即中即西”下加以阐发。表面上，这样概括似乎有些轻率。因为“不中不西、即中即西”之说，是他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对康有为、章太炎、谭嗣同及他本人等早期学术思想的总结，在这里是否能够通用？作者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通过对梁启超所认识到的中国学术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，几乎都有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参与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阐述，说明所谓的“不中不西、即中即西”绝不是早期洋务派“体用”说的翻版，而是一种语境交错的学术形式，于是“国学”焕发新的生机、活力和朝气。
第三，认为梁启超学术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是“多元性”。针对广有影响的对梁氏学术观“流质善变”和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”的批评，作者在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之后指出：“他的世界观或学术观是‘西方进化论与佛家业力轮回说、道家自然说、儒家明心见性说、墨家非命说的结合’，故‘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’成了他人生不变的信条。”因此，他的学术思想是以“解放”为特征，“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”是他治学的唯一目标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多元性更主要的体现在对西学的汲取上，主张“无限制的尽量输入”，并在实践中切实落实。由于多元，他学术思想“解放”特征一说才能成立；由于多元，才可能打破门户，汇通中外，为后来的百家纷呈局面打下基础。
正是因为作者激情的灌注、理性的考辨，迭出的新见才有了坚实的根基，才具有了雄辩的说服力。在编读过程中，编者浸润于学术和文体的氤氲中愉快地“旅行”，愿读者也能从中得到应有的享受。
（本文作者系该书责任编辑）
